beat·365(手机)中文官方网站1位医生日均接诊上百名患者、全国4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……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让每个人深刻感受到医疗资源的重要性和紧缺性。
和平时期医疗资源紧缺beat·365(中国)官方网站,是一次次排队挂号寻医问诊的经历;但在战“疫”时期,每张床位、每位医护人员所代表的医疗资源,则成为与时间抢生命的武器。
无论一个地区GDP有多高,如果它的医疗资源成为木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,那么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,或许也会不堪一击。
截至2018年,全国共有99.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、840万张床位、1442个三甲医院……这些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哪些省份?哪些地方的医疗能力最强?哪里的公共卫生应急速度最快?
一般而言,医疗资源通常包括医疗机构、医疗床位、卫生人员等硬实力,也包括医疗服务、地方医疗支出等软实力。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地方上述数据,力求刻画出一幅完整的全国医疗资源地图。
人口大省多是医疗机构大户,2018年河北、四川和山东拥有的医疗机构数最多,均在8万个以上;河南、湖南、广东也表现不俗。总体而言,全国37%的医疗机构都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。
即使是医院数,排在第一梯队的仍然是山东、四川、河北这些人口大省,2018年医院数量均在2000家。
三甲医院作为优质医疗资源的代表,高度向东部地区集中。2018年全国共有1442家三甲医院,其中45%的三甲医院都在东部地区,而中部、西部地区只有不到三成比重。
三甲医院最多的广东省共122家,其中,广州市三甲医疗机构38家。排名前十的还有山东、四川、江苏、湖北、黑龙江、浙江、辽宁、河南、北京。
广东三甲医院多,主要是广州医疗实力雄厚,诸如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就是全国呼吸科医院的实力担当。疫情袭来,广东集结6家单位组成第一批医疗队支援湖北,其中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、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都是来自广州的三甲医院。
2018年,全国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是6.03张。但从分布范围来说,人均拥有量靠前的不是东部地区,而是辽宁、新疆、四川和重庆,每千人口医疗床位数均在7张以上。
从城市维度来看医疗床位数也是如此,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并不具优势。西部的重庆、成都总量领先beat·365(中国)官方网站,北京、上海两大一线城市紧随其后,虽医疗机构床位数超过10万张,但平均在每个人身上,则略显不足:2018年北京每千人口医疗床位数为5.76、上海为5.55,排名明显靠后。
意想不到的是,一些老工业城市反而人均拥有量非常靠前。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,长沙排名第一,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9.48,其次是昆明、乌鲁木齐、郑州、太原、成都和武汉;深圳则排名垫底,该值为3.65。
这或许可以解释,与疫情重地湖北仅一湖之隔的湖南,为何累计确诊病例居全国第五,但死亡率却很低。除了长沙坐拥中国医学界“四大天团”之一的“南湘雅”以外,在全国确诊病例最多的五个省份中,湖南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最多,为6.99张,长沙更是位于全国前列。
不过,全国存在一个普遍现象——医疗资源除了地域分布不均外,城乡差别也非常大。在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上,城市人口是8.7张,而农村人口只有4.56张。
卫生人员数量同样呈现地域高度集中的趋势,广东、山东等9省占到全国卫生人员的一半以上。均摊在每个人身上,可获得医生、护士资源又是多少呢?
按照常住人口来算,2018年每千人拥有执业(助理)医师遥遥领先的是北京,相当于每千人有4.63名医生,远远高于全国均值(2.59);其次是浙江、上海、内蒙古、江苏。
令人意外的是,整个中部地区的每千人执业医师数只有2.41,与东部地区(2.84)相差甚远。尤其是经济大省湖北、安徽、江西,医生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更突出。
但更需要中部地区警惕的,不仅是人均“缺医”,更是“少护”。2018年我国每千人拥有2.9名注册护士,而中部地区均值只有2.69,不仅低于东部(3.1),更是罕见低于西部平均水平(2.98)。
但不管怎样,北京医护资源的“王者”地位始终无法撼动。不止是人均拥有医生量,北京人均拥有注册护士数(4.98)也是全国第一,远超其后的上海、陕西。即使在细分指标—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上,北京也稳居于全国前三甲。
“排队3小时,看病3分钟”的体验,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。由于医生工作量过大,经常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。
从门诊服务的情况看,2018年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最高的地方是上海,为14.4人次,而浙江、广东的医生工作量只有10人次左右;山西、湖南、黑龙江的医生则是全国最轻松,日均担负诊疗人次在4.6人次以下,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(7人次)。
从住院服务的情况看,医院病床使用率既反映了医院床位的利用效率,也是病床负荷情况的直接体现。上海依然是该指标最高的地区,2018年病床使用率为95.85%;其次是湖北(92.65%),比全国病床使用率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。
上海医疗资源人满为患的程度,从中可见一斑。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床位使用率也是全国第一,为88%,几乎是北京的3倍。
其实,上海医疗资源并不算匮乏,但人均拥有量偏低,加之在上海大医院就医的外地患者,使当地医疗资源更捉襟见肘。
自2003年非典之后,国家就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,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03年的17%迅速提升到2011年的30.66%,增加了将近一倍。此后占比虽有所下滑,但2018年仍为27.74%。
财政投入力度加大,意味着个人看病成本的下降。由于卫生总费用为跨年核算,所以从全国31个省市区2017年的情况看: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最低的地区是西藏(5.16%)、北京(16.36%)、上海(20.5%)。
以北京为例,虽然其人均卫生总费用已突破1万元,两倍于浙江、江苏,但得益于社会办医、医疗保障等社会卫生支出占比超过50%的比重,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仍处于全国最优水平。
但最低的还不是北京。2019年深圳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14.42%,达到全国除西藏地区外最低水平。
WHO指出,只有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降低到卫生总费用的15%以下时,经济困难和因病致贫发生的机会才能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。需要注意的是,诸如东北三省,河北、湖北等中部省份,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均在32%以上,明显高于全国均值。
总体来看,全国医疗资源配置呈现出区域分布、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。大量优良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区大医院,尤其是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,进而导致很多患者到省会城市、北上广看病。
作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,因投入严重不足,使用水平明显偏低。目前我国的医疗机构,95%都分布在基层的社区服务中心、街道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,2018年共有94万个;但数量庞大的基层医疗机构并未有效发挥作用,2018年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床使用率只有51.9%,乡镇卫生院要稍高一点,也没超过60%。
以上海为例,2018年其仅有4729个基层卫生机构,是同为一线个)的一半,这也是导致上海医院医生工作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当下我们亟需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能力,让大量的社区医院能够起到合理分流病人的作用,加大分级诊疗的力度。
此外,还要加大社会办医力度,提高医疗资源的市场化能力。一个对比鲜明的数据是,2018年全国有2.1万家民营医院,占医院总数的比重已超过60%,但数量庞大的民营医院只承担了全国诊疗人次数的14.7%,而公立医院却是一床难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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